第一财经日报讯：1971年1月24日，克劳斯·施瓦布来到瑞士一个山谷的那天，美国迷幻乐队Grateful　Dead的“Truckin”一曲刚刚出现在欧美的排行榜上。

　　靠着别人捐赠的2.5万瑞士法郎（当时约合2.4万美元），施瓦布那次请来全球450位各领域的领袖开了14天的会，此后年年如此。当时，它被称为“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WEF）。

　　时至今日，WEF的会期已被压缩至5天，今年的嘉宾也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共达2500多人，而其要讨论的议题则比以往倍增。

　　已经71岁的施瓦布近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太多、太复杂，这将导致人们采取鸵鸟姿态——行事不太愿意考虑全球利益，而只考虑本国得失。”

　　初衷是否实现

　　在其所写的关于WEF　40年历史的著作《世界经济论坛：塑造历史的伙伴之头40年》中，施瓦布说，他能留给世人的遗产是“一种将欧洲公司管理者及其利益攸关者拉到一起的谦恭而具开创性的尝试，这种尝试如今被认为是世界上首要的多层面利益攸关者平台，这个平台供人们解决全球议程上最急迫的事务。”

　　施瓦布写道，达沃斯年会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变化最初的蛛丝马迹在这儿被首先察觉的地方”。

　　而这位日内瓦大学商学院教授创办WEF，目的是“改善世界状况”，至于这个初衷是否得到实现，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金钱谱系：世界金融史》的作者尼奥·弗格森说：“达沃斯达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目的——迫使那些全球要人们都来开会，并且在一个相当‘不可能’的地方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全球中心。”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WEF的“全球领袖”（嘉宾）之一拜里·埃岑格林认为，WEF未能实现其远大目标，“人们很少会在很大的公众场合宣布特别新的事情。在21世纪，我们可以无需去瑞士的一座山上，就能通过互联网得到一大堆那种东西。”

　　全球对话的上佳场合

　　施瓦布还推动WEF帮助应对全球的灾害和冲突。1974、1975两年，达沃斯给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提供了平台，使其得以表述石油危机对其国家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而富有的工业化国家所受影响要小得多。

　　从那以后，施瓦布着手将WEF转化为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桥梁；上世纪80年代初，WEF还开始举办中国和西方领导人之间的对话（WEF也是与原中国国家计委建立合作关系的首个国际非政府经济组织）；此外，WEF帮助构思了两德统一的蓝图，还成为全球化的孵化器；1979年，WEF为了安抚争论不休的全球领袖，还请英国前首相希思在达沃斯年会期间指挥了一场慈善音乐会。

　　最大失败：未让华尔街警醒

　　施瓦布表示，他最大的失败是没能让华尔街意识到此次金融危机来袭的前兆。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施瓦布说：“金融界不听。他们被告知经济基本面的种种严峻现象表明我们情况危急，但他们充耳不闻——完全是心理上抗拒。”

　　他也承认，WEF当时未能劝服全球金融领袖，一部分原因是财大气粗的华尔街往往拿着支票把达沃斯年会变成了一个交际场所。以此次年会为例，就有不少于100场交际活动，包括花旗集团出资举办的一个鸡尾酒会。而花旗去年亏损了16亿美元。

　　“各种派对混了进来，我们对此失控了。人们对这些全球危机是以怎样的速度、怎样的复杂程度酿成的，已经丧失了关注。”施瓦布谈及为什么连续几届达沃斯年会都讨论CDS（信贷违约掉期）之类金融工具的荒谬，而来自华尔街的嘉宾们却未在意的原因时说，“当时达沃斯的形象就像乌鸦嘴，显得过于悲观。”

　　“不能重回不负责任的状态”

　　但达沃斯的悲观并不妨碍彼得·韦恩博格12次出席WEF年会。他曾是高盛公司的合伙人，2005年自立门户，与人一起创立了投资银行佩雷拉—韦恩博格合伙公司。

　　“世界高兴的时候，达沃斯显得没那么有趣，”韦恩博格说，“而当一切都显得压抑的时候，达沃斯就成了一个吸引人的去处。这儿永远有这么一个潜藏着的问题：‘我们哪里出错了？’”

　　至于这个世界——以及WEF——将向何处去，“现在没人真正知道未来会怎样，”施瓦布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通胀会出现吗？通缩呢？但有一点很重要，人们知道，我们不能重回那种不负责任的状态了。”（）